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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国门街道: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发布时间:2019-06-18 19:3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随着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环境和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承担的社会管理事务越来越多,也是城市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一是居民群众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多样化,对社区的环境卫生、安全秩序、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以各种社区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是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工作向社区转移,社区治理成为了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这在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关注度和期望值的同时,也放大了社区居委会的现实困境。三是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职能分开后,社区居委会面临“自治功能归位难”和“边缘化”等问题,居民对各类社区事务参与率较低、参与程度不高、参与人员结构不合理、参与机制不够健全、参与方法和技术还较为落后。如何有效满足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如何有效解决社区问题?成为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居民自愿组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和满足社区服务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应对上述问题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同时,绝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组织化程度不高,对居民吸引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街道进行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建国门街道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中部,紧邻东二环,横跨长安街,辖7个社区,面积约2.6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9万人,常住流动人口1.4万人。作为中心老城区,建国门街道社情复杂:辖区内高档现代小区和老旧平房区共存、高档写字楼和各类小商铺并存、流动人口和常住本地居民相互依存,导致居民需求差异大、社会管理任务重、社会治理难度大。

  多年来,街道工委、办事处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工作,广泛发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扶持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发展,为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作出了积极努力。2006年街道出台了《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意见》,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项政府主导性工作确定下来。此后,通过制度规范、品牌带动、专业引导等方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活动信息反馈、年度审核、俱乐部联席会等制度,形成了多个品牌组织,并同十多家专业社工机构、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承接完成多项市、区级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微创投项目。

  截至2014年9月,建国门街道共有社区社会组织149家,总体上看,建国门街道的社区社会组织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

  1、组织数量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为60家,至今每年新增21家,年均增长率达19.3%;社区社会组织成员人数由2011年的5479人发展到2014年的11408人,呈加速发展态势。

  2、组织类别多种多样,涵盖领域不断扩大。2006年,社区社会组织以社会事务类和文体活动类为主,2008年拓展到公益慈善类、志愿服务类。近两年,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和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居民自治类和生活服务类组织逐渐步入发展快车道。

  3、组织基础愈加广泛,作用不断扩大。社区社会组织的触角已经遍布社区建设各个方面,成为构建和谐社区、完善居民自治、服务群众生活、营造良好环境、凝聚社会共识、塑造社区认同的一支新生力量。

  4、组织活力持续增强,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这些组织每年开展活动的次数累计不少于4500次。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居民公益意识,联络了居民感情,满足了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有些品牌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服务于社区,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认同。站东社区的北京站党员义务指路队先后被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北京电视台、首都文明热线等多家中央、市级媒体报道。以“益和爱”公益编织组的编织献爱心发展而来的公益编织节,在街道支持下,由外交部街社区联合北京苹果基金会连续举办两年,吸引了东城区兄弟街道和北京兄弟区县街道以及外省市街道的热心参与,两年的爱心义卖、拍卖共募集到善款20多万元,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当前,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仍然重要,但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已是更为关键之所在。只有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才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为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反之,规模和数量的增加也将遭遇瓶颈,造成低水平重复的结果。据此,当务之急是破解以下五个问题。

  1、结构不均衡。社区社会组织数量逐年增加,结构不均衡的状况也日益凸显。一是全街道层面类别结构不均衡,从前述类别分布情况即可见一斑。二是组织内部成员结构不均衡,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员多是人户一致的常住户,驻地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流动人口参与少。三是组织成员年龄结构不均衡,老年人多、年轻人少是各个组织的普遍情况。

  2、发展自觉性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同带头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前,带头人由社区社工 兼任的有73人,占六成以上。长期的行政依附机制和依赖惯性,使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缺乏加强组织能力建设的自觉性,组织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较弱,多数组织往往优先选择去完成街道或社区委派的任务,轻视和忽视自身工作计划的制定执行。

  3、社会化运作意识和经验少。不论社工身份带头人,还是其他身份带头人,大都熟悉并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动员方式,对多元参与的社会化动员方式缺乏了解,社区社会组织对社会化运作多持回避或观望态度。

  4、专业支持力度不够。带头人和骨干成员丰富的居民工作经验是社区社会组织的优势,这种优势能转化为对居民的聚合效应,是组织发展初期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当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管理评价体系以及硬件设施配备所具备的边际效用将逐渐高于经验优势。工作技能、制度环境和硬件支撑正是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在专业支持方面最为迫切的需求。

  5、人才发展存在局限。建国门街道的社区社工中约有三分之一取得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但相当部分人获取职业资格的初衷只是单纯为了增加收入 ,大家对职业技能的运用既缺乏意识也缺乏有效指导。市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落户,吸引了专业社工机构参与到社区建设中,但实操过程中出现的与社区实际脱节的情况,削弱了社区社工对专业社工机构的信任,利用专业社工机构带动社区社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受到影响。

  2014年1月民政部同意将北京市东城区等31个单位确认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014年2月,东城区民政局向各街道下发通知,倡导围绕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五项重点任务 ,申报北京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街道。在同上级部门充分沟通基础上,建国门街道确定以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创新实验的主题,研究制定了《关于北京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实验方案》 ,突出了工作重点和街道特点,得到市民政局批准和市创新实验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实验的主要目标是: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成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支撑力量。到实验期(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结束,培育出2-3个达到专业注册标准的社区社会组织,探索出一套具有可复制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

  实验方案紧紧围绕主题,以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工作项目承接机制、拓展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路径、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成长计划、探索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为主要内容。4月起,街道从理念宣传、机制构建、路径探索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创新实验工作。

  多渠道推广治理理念。实验方案获得批准后,街道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面向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驻区企事业单位宣讲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理念,宣传共治共享思路,使其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到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

  多层面实施专题培训。在街道理论中心组学习、社区“一把手”例会和各种专题会上,反复讲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理念和思路,邀请社会建设领域专家、专业社会组织负责人,针对社区工作者、党员居民骨干、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进行分类专题培训,提高了不同群体对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和组织发展工作能力。

  街道成立了实验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工委、办事处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主管社区建设的副职担任办公室主任,承担组织保障和综合协调职能。根据实验方案对实验内容进一步细化,形成了任务分解并落实到相关职能科室和社区,建立起了社区建设办公室(简称“社区办”)主责协调、社组联筹备组定点攻坚、社区工作者联席会(简称“社工联”)协同引导、合作专业机构互联助推、街道相关业务科室对口支持、各社区聚合落地的工作格局。

  聘请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市社会建设专家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和部分专业社工机构的专家,组建了专家顾问团,为实验工作提供智力支持。设立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并制定了使用办法,完善了社区公益事业补助金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流程。

  对不具备法人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实行备案管理。对组织形式、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近的社区社会组织,引导其通过整合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对已备案但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社区社会组织,完善退出机制。对已依法登记但存在违法行为的社区社会组织,及时依法予以查处。定期完善已备案组织的信息,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档案库。定期更新组织活动信息,及时对新生组织、合并组织和撤销解散的组织进行备案变更,保持备案系统信息即时、详实、规范。对条件成熟的社区社会组织,为其创造条件,鼓励并指导其进行登记注册,使其逐步发展成为本土化的专业社会组织。

  街道和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社会组织,实现党建工作与社区社会组织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社区办作为社区建设统筹科室发挥牵头和综合协调作用,协调业务科室对相关领域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扶持与监管。社区居委会及下属委员会指导与其对应的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工作,促使社区社会组织建立章程、完善活动规则和经费管理等规章制度,健全自我管理和发展的运行机制,确保其自我发展、民主管理、依法活动,提高社会公信力。

  街道遴选持证专业社工,组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筹备组,专职从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筹备工作。依托筹备组,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社会调查专业方法,进行了社区社会组织摸底调研,建立了基础数据库和档案库,形成了调研报告,畅通了与社区社会组织骨干成员的沟通渠道,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人才库,制定了章程(草案)及相关规章制度,完成了注册社会团体的法定程序,将备案的149家社区社会组织吸纳入会,以便更好地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管理、指导、培训、服务等方面的专业支持。同时,推动街道文联、老年协会完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范,履行民政注册流程,引导其在各自领域发挥枢纽作用。

  街道广泛发动居民参与到文化娱乐、便民服务、志愿服务、自治自管等多个领域的社区需求立项中。对拟立项的需求项目,坚持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扶持培育,通过项目化方式调动居民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参与主动性,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需求项目实施过程中,由行政主责科室协同所在社区居委会进行过程控制,坚持谁受益谁评价,以项目涉及到的相关利益群体为主进行成效评估,把监督重心从事前变为事后,保障项目各项目标落到实处。同时,街道一面不断完善社区需求立项工作流程,使之便于操作并常态固化下来,一面进行示范项目评比表彰,对承接项目的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给予正向激励。

  街道依据市区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相关精神,研究制定了街道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施办法,明确了购买内容、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程序及保障措施。系统梳理街道工委、办事处各业务科室工作,筛选出更适于由社会组织承接的内容,形成街道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库。举办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洽谈会,引进专业社会组织解决社区专业服务问题,鼓励社区社会组织承接需要发动群众参与的一般性问题,引导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丰富经验、提高能力。

  街道组织社会组织评估专家、社区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骨干等相关人员,制定了《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动态评价体系》(试行)。该评价体系从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建设、内部规范、业绩考量等三方面制定了评估指标,评估结果作为街道评选表彰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依据,也作为街道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中选择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参考。

  街道大力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参加中央、市、区级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微)创投项目,在项目申报和实施过程中争取专业支持,注重基础和过程管理,采用“面对面”、“手把手”的方式加大指导力度,发现一批具有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潜质的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形成社区社会组织人才梯队的雏形,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和水平。

  近年来,街道同苹果基金会、曾敏杰杨浩联爱基金、曙康社工事务所、感恩公益基金会等专业社会组织合作,实施了第二届公益编织节、社区公益绘本馆、公益戏剧节、快乐三点半等项目,在项目实施中突出专业力量的意识引领和带动,扩大了知晓度、参与面和影响力。

  街道利用现有基础资源,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将其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集中活动和发展交流的平台。孵化基地由建国门社组联负责日常运行管理,通过协调引进外部资源,整合内部资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同时,街道引进注册了引行社工事务所、红盾公共安全咨询与服务中心和青春梦想同龄同行志愿者协会,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为地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并在各自领域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鼓励社区工作者自发成立了七彩社工俱乐部,在加强社区工作者团队建设,增强社工队伍凝聚力基础上,引导他们把专业技能应用到日常实际工作中。

  通过实验工作,街道探索了社区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支持体系,实现街道、社区、社会(社区)组织三级联动的机制,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特色培育机制。经过近两年的培育发展,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其发展自觉性和社会化运作意识有所增强,专业支持有明显改善,人才梯队初步形成,一批具有社会化运作经验和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被培育出来。

  以往居民对发生在身边的大小事情都向居委会或街道进行反馈,期望通过政府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通过多渠道推广治理理念,部分群体意识到可以参与到社区建设中。通过家园论坛、城市管理大家谈、我的社区我做主等活动,很多居民慢慢体验到参与社区建设带来的变化,逐渐树立了“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理念。

  通过对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的能力培训、座谈交流,很多社区社会组织呈现积极发展态势,树立了独立立项、开展活动的意识。通过对社区工作者的立项培训和优秀案例参观学习,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服务意识得到了提升,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后积极与社区领导交流,并结合现有社区状况提供项目策划和实施建议,撰写出更优质的项目立项书,推动了社区需求立项工作的开展。

  社区社会组织以前是相对封闭式活动。在社组联的引导下,各社区社会组织开始扩大活动成员的来源,探索了多社区的合作模式。同时,社组联建立了常规化咨询机制,开设了项目咨询移动热线,大力争取了市区多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并不断投入到社区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建设、日常督导咨询、个案一对一辅导、项目开发与设计中,得到了大多社区社会组织的一致好评。作为街道级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成为了促进政社良性互动的桥梁纽带,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平台,助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资源中心。

  街道文联、老年协会等枢纽组织在完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范后,有效调动了各类主体及志愿者的兴趣,创新服务方式,提高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功能。

  通过开设居民需求档案库并进行阶段性追踪发掘,保证了需求的有效性和时效性,促使街道、社区、社区社会组织更有效的发现问题,寻找对策,提高了社区共融性。

  通过常态推进社区需求立项工作,居民逐渐适应了理性表达需求,增强了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逐渐认识到组织参与的优势所在,进而自觉产生组建社区社会组织的意愿。

  在此基础上,街道孵化培育了一批符合社区需求、能解决社区问题的社区社会组织。2014年,赵家楼社区阳照胡同9号院委会,大羊宜宾胡同31号院1号楼自管会、西总布胡同64号环境协商会、苏州最美家音、外交部街义务理发等一批优秀项目得以实施,促使了居民互帮互助,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满足了居民多层次、多元化需求,在社区治理和服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梳理政府和社区职能,街道在社会宣传、失独老人帮扶、青少年培训、养老服务、社区自治组织培育、自治项目开展等方面均有需求。为此,街道多次组织各科室代表、社区、多家专业社会组织和企业进行供需洽谈,将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多个科室先后与专业社会组织达成了合作意向。

  通过政策引导、重点培育、项目资助等方式,建国门街道出现了一批活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社会影响力强的示范型社区社会组织,有的社区社会组织还借助跟居民的天然情感联系,形成“一专多能”的组织特点,如有的文体活动类组织能在生活服务、居民自治等领域发挥作用。

  2015年,街道定期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动态评价,查找不足,总结经验,达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目的。对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和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区工作者进行评比表彰,给予正向激励,树立品牌意识,提升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的示范带头作用。

  2014年,街道借助专业力量,扶持各社区社会组织申报各级各类购买服务、公益创投项目预计14个,培育提升一批同质化社区社会组织,提高其在居民中的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树立一批优秀品牌项目;培育带动一批热心社区建设和公益事业、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居民中有影响力的专业社工和居民骨干,初步形成人力资源储备。

  现实生活中,政府所能调动的资源依然远远多于其他社会主体,政府推动某项工作的力度也远远大于其他社会主体。同时,又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得不到妥善解决,有许多事情政府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反而其他社会主体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其自身培育发展的客体,离开政府主导将困难重重,不能发挥社会主体作用,失去本原意义。

  因此,政府主导和社会主体并不是矛盾的,它们之间有一个平衡点,平衡点把握不好,就会陷入矛盾的境地。过于注重政府主导、忽视社会主体,容易为实验而实验,能出成果但“换汤不换药”,意义不大。过于注重社会主体、忽视政府主导,则可能导致社会主体意识不到位、推进缓慢,也可能导致实验方向发生偏离、实验失败。

  党委领导——重大事项在街道层面要报工委会审议,社区层面要经社区党委会研究。

  政府主导——办事处制定实验工作规范和流程,协调调动各方参与,把握推进步骤和进展情况。

  社区引导——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法定自治组织功能,把社区社会组织引向良性发展轨道。

  组织传导——通过专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将治理理念和多元参与意识传导到更多居民中。

  居民自导——积极发动和保护居民的参与热情,特别是注重居民主动和有序参与的习惯养成。

  通过近一年的探索,我们认为,二者的平衡点就是以党委领导作为支点,社区引导、组织传导、居民自导三合一的社会主体同政府主导构成和谐的平衡。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是一项长期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建国门街道将立足现有成果,站在新的起点,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继续扩大社区社会组织规模,努力实现类别多样且结构均衡;继续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继续增强组织活跃度、扩大影响力,使社区社会组织逐渐成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有效支撑;努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加生动的基层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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