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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沈雁冰】的轶事。

发布时间:2019-07-06 23:4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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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我有三十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有时,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被指派有事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1957年4月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和放。但是到底“放”到何等尺度?有何标准?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有把握,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当年《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从作家和投稿者中挑选出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大家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有的稿有一定艺术质量,但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于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一阅。自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后,茅盾已不再担任主编了。

  我们送去东四头条老文化部西边小楼茅公家。没过几天,茅公就全部看完,将稿件交给我们。我印象深的是茅公在我们争议最大的两篇稿上,明确批了字,认为“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一是常给我们写稿的北京市青年作家林斤澜的短篇《一瓢水》,这篇小说我记得是写建国初期西南一家小旅店里发生的故事,意境、气氛都造得不错,只是文字略嫌晦涩。编辑部有人不主张发表,认为如发表,岂不是提倡晦涩?另一篇是卫生出版社一位徐铁鉶编辑的来稿,约三千字。小说题目叫《爱的成长》,用的是笔名“蓝珊”。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起先不认他后妈。后来由于这个后妈对小孩细心呵护,投入自己真诚爱心,结局是小孩深受感动,最后唤了一声“妈”。作者采用白描手法,文笔细腻、生动,入景入情,是一篇可读之作。然而这篇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小说是鼓吹人性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品,不应发表。编辑部的人还是尊重茅盾先生的权威,两篇小说都安排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但这事的余波是“反右”开始后,徐铁鉶在单位被划为,发配青海劳改。一篇提倡爱心的小说,竟让作者蒙冤遭祸。

  茅盾对青年女作家茹志鹃的发现和推荐更值得一提。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说,他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正在读作品,做准备。我们问白尘,要不要评论组提供作者和作品线索(对有些为刊物写评论的作者,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白尘说,不用了,文学杂志茅公那里都有,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表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作品。大家找来一看,觉得小说果真是好,茅盾的评语“清新,俊逸”也很准确。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期除登茅盾先生文章,同期还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从此脱颖而出了。

  茅盾还有力地支持了青年作家陆文夫、胡万春表现工厂生活的新作。苏州的青年作家陆文夫,1957年因参与发表“探求者”文学宣言,被长期下放劳动。他在工厂扎扎实实地工作,向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同他们打成一片;几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在1961至1962年之际,陆续给《人民文学》寄了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很熟练地写出了工人、技术员的形象,情调健康、向上,有的则轻松,谐趣。执行主编陈白尘、李季很看重他的新作,有的发在了头条,如《葛师傅》、《二遇周泰》。1962年,茅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对陆文夫写工厂生活的新作和他长期在劳动者中认真体验生活,给予肯定、赞扬。也就在这期间,上海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写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变化的小说,也引起茅盾先生注意,写信给以鼓励;他同时指出了年轻作者易犯的毛病(如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希望勤于思考、学习,继续提高自己(此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再说一说茅盾与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的事。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气氛宽松、活跃,作家们畅所欲言,讲到前几年说大话,鼓虚劲,对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和有害影响;讲述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思考,也诉说着创作中的苦闷。茅盾先生每天到会,认真倾听作家们的意见,和会议主持人邵荃麟一道,以发言或插话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大家交流。在谈及现实主义应当坚持和深化时,茅盾、荃麟根据创作规律和中外作家成功经验,提出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应多样化,英雄人物是需我们格外注意的,但广大的处在中间状态的人物也不可忽视,也宜放在我们视野中,观察、研究、塑造。他们的意见,针对了作家们提出的问题,求是而切实、中肯。不料,1964年文艺整风时,文学界的重点就是查1962年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直接获罪;茅盾先生被内部点名,并于1965年“”前夕,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

  “”中,茅盾虽被保护,但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跟被冷落的“路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向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的敬礼!沈雁冰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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